晚清徽茶外销“挂洋旂”“易引为票”贩私和“着色”作伪“问题”严重，根源在于政府执行双轨税制以及华茶外销经历“运销竞争”至“压价勒索”的巨大转变，茶税征收却未能及时调适，捐厘呼裁无果。期间，户部为解决部库竭蹶，茶税征收试图免厘增课，却制度性地压缩了茶商和地方官宪利益。在此过程中，整治体现在制订“三倍议罚”章程到厘定“捐厘分征”新章，由“切断源头”到“源末并举”，而茶商则经历“逃避捐厘”到“力保捐厘”至“呼裁捐厘”的变化。这一方面反映了晚清政府税率无法自主确立的事实和“协定税则”对中国商业的冲击；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政府财政捉襟见肘背景下，徽州茶商转型过程中遭遇“阵痛”及自身不足。［关键词］茶税；徽茶外销；易引为票；作伪
其愿领照者，只寥寥老商数家，而无本之牙贩，闻职道创建此议，恐不便其搀杂作伪之私，蜚语烦言，互相腾谤，有议来年移徙浙境者，有议买通洋侩，挂洋旂者，有欲与通晓茶务之老商为难者。人心险诡，一至于此，可为太息……职道扶病远来，其时目击情形，方恐本年税饷，骤形减色，尸居素食，悚闷良深。上述引文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久官江南的程雨亭奉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疏请赴皖南整饬茶务就整饬过程中遭遇困阻的一段禀文，意在引起刘氏对日益严重的徽茶外销“问题”的关切。禀文所言“搀杂作伪”“挂洋旂”以及“税饷”系近代徽茶外销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与传统“按引征课”相比，晚清外销徽茶税征最为显著的特点即除按引缴课外，尚需交纳高于引课数倍的捐、厘及其它公费。因军饷、赔款、解饷、协饷及新政等开支浩繁，地方官宪始终觊觎徽茶茶捐厘税。当国际市场对华茶需求经历“运销竞争”至“压价勒索”的巨大转变之际，徽州茶税征收却未能及时调适，以贩私逃避厘捐、作伪博取利润成为部分徽州茶商的“迫不得已”之举。由此观之，禀文所言的三项即以“税饷”为中心，徽茶外销过程中衍生的两面“问题”。对于徽州茶商而言，捐资公益、宗族事项及会馆建设并不鲜见，然而官方主导输捐请奖则兼具新旧杂糅的性质；抽厘则是全新事物，至少在“按引征课”时代，缴纳正项引银后，未有厘金之说。对于地方官宪而言，茶叶贩私与作伪并不陌生，不过，除间道贩私和杂以柳叶等方式外，时常伴随易引为票，掺和熟石膏、滑石粉作阴光等新的形式出现，使得后续整治面临中外交涉和技术需求等诸多复杂因素，加之饷需纠葛，晚清徽茶外销“问题”整治困境重重。在此过程中，围绕着茶捐厘税的征收、争夺、呼裁以及贩私与作伪治理，引发了利益群体间关系的调适。晚清茶叶研究主线之一即茶叶外销逐渐式微(包括徽茶)，其核心侧重于对国际茶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冲击等因素分析，兼及茶税过重等探讨。近年研究主要通过剖析近代徽州茶商在经营地域、方式和理念及金融资本等方面的变化，发现徽州茶商并未全然式微，反而已具近代新式商人的某些特征，是徽商蜕变与新生，更是其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马勇虎则尝试将茶商利用“过塘行”“报关行”等服务机构减轻运输成本后的运输成本纳入其总体成本中予以综合比对，结果显示，囿于捐厘过重，运输成本依然是茶叶成本的构成主体。最新研究揭示晚清徽州茶商有迈向近代的表征，但因捐厘税重，徽州茶商在转型之际历经“阵痛”。本文以近代徽茶外销为例，结合晚清茶税征收沿革历程，以探讨茶商贩私、作伪不断勃兴且难以整治的内在成因机制以及茶商与群体间的利益纠葛。循此路径，拙文以晚清徽州茶商易引为票茶叶贩私入手，剖析近代不公双轨税制为其贩私提供的制度空间及官方应对举措；继而转向探讨开源节流策略提出后，徽州茶商力争保捐的理智应对和利益纠葛背后的关系融调；最后考察因内外困境扭结，呼裁捐厘无果，徽茶作伪整治背后的症结所在。
1易引为票：双轨税制下的徽茶贩私“引”是官方颁予茶商贩运茶叶并据以课征的凭证，清“因之”，“票”又称三联单，指《天津条约》签订后，晚清政府给予洋商赴长江开埠口岸缴子口半税贩运货物，沿途免抽捐厘的凭证。初始，中外茶商各据“引”“票”缴税贩茶，互无关涉，但至迟在咸丰末年徽州茶商已“挂洋旗”(主要为易引为票)贩私，经同治初的加速推进，至同光之交发展为外销运营过程中一个焦点问题，而易引为票贩私的加速扩张有着国际市场运销竞争、军兴环境的时代背景。一方面，运销竞争推动华茶出口额的迅速增加，引发“不法”商人为牟利而不择手段。18世纪后半期，以英国为例，煮茶由“非富即贵”转为“庶户翁妪”。此后，国际市场经历一场持续的华茶运销竞争，竞争主要在英美茶商间存续。在英国，随着1833年6月东印度公司垄断特权的取消，竞争更趋激烈1834年较1833年采购额度激增40%。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英商每年由中国输出茶叶约34797600－49457250镑不等，同期美商也保持在3801000－36723000镑左右。在此背景下，竞争迅即波及徽茶，既致徽茶采摘、焙制的加速，又引起运销体制的部分更张，从而迫使“不法”茶商渐次易引为票以贩私。另一方面，军兴对部分徽州茶商形成冲击。何炳棣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徽州是创伤“最严重”地方之一，曹树基估算人口损约60%；因寇氛不竭，财尽物亡自然不可避免，店铺“东避西迁”，或“焚掠一空”。茶商亦未能幸免，譬如，光绪《婺源县志》录有十数位婺源茶商因此耗尽资财、室庐遭毁；又如，咸丰十年(1860)中秋后不久，歙县茶商毕体仁历经兵燹，避匿浙江数月，茶行损约“三百千文”并错失次年度业茶绝佳时机；更严峻的是，如歙县南乡北岸慎德堂吴绍鋕、吴绍锡兄弟长期卜居外地业茶，兵燹返闾，偏逢瘟疫、兵燹交侵，“溘然逝矣”，终遭不幸，等等。由此可见，因茶叶“投机”危险系数增加，走私当属意料之中，尽管战争方殷，“商人则出入锋镝之间，悍然不顾。”素有“留学生之父”美誉的容闳因夙愿未竟，后受某洋行委任赴太平县采办茶叶，“得绿茶六万五千箱”。华洋茶商勾结运销徽茶亦时有发生，据夏燮观察，咸丰十年九月，英法换约伊始，宝顺洋行即欲赴婺源、屯溪等地置茶；怡和洋行无海关凭照，竟于江西义宁租栈购茶；宝顺、琼记、旗昌等亦紧随其后，而茶源则来自徽州茶商等“影射偷漏”。再如，胡晋柱，字国卿，号介夫，绩溪人，著有《介夫年谱》。据年谱载，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胡氏闻讣(按：父死)回里奔丧：有咦(夷)鬼四人同行。斯时，严州已失，予等船只停泊窄溪，有鬼子二位同广东人另雇小舟先赴桐庐、严州，与该逆说明：外国人系来通商，乞借道路赴徽运茶。该逆允准，并给贼旗三面，于是咦(夷)人广人欣然而回，将该船一同运上。与胡氏同舟“华”“夷”欲赴徽贩茶，且获太平军“借道而过”的允准。可见，兵燹期间，华洋茶商假“洋旗”贩运徽茶获利确实。运销竞争、军兴环境等为“挂洋旗”或易引为票贩私奠定了基础，不过，还无法将此视为茶叶贩私的深层根源所在。其实，“挂洋旗”或易引为票茶叶贩私加速推进与晚清不公的双轨税制的形成过程互为表里。自军兴以来，八旗、绿营军事防御相继溃败，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奔袭湘、鄂等地，政府被迫饬令各地自行组织团练防御，以助“攻剿”。咸丰三年(1853)三月中旬，太平军克金陵(今南京)，政府拟筹建江南、江北两座大营，耗以巨资，致秉持“量入为出”古训且处“财政的危险平衡”之部库更加捉襟见肘，因此，只好默许各地就地筹饷，“借资民办”。在徽州，徽茶向循例请领部引，每引课银3钱3分，咸丰初，因兵燹部引阻隔。咸丰五年(1855)，时任皖南防务的左副都御史张芾为筹措防御军饷，始抽茶捐，统计课、捐9钱3分每引。当然对于外销徽茶而言，张芾加捐的结果绝非茶税有所加重那么简单。关键在于这一举措搁置了明清以来徽茶运销“按引征课”的惯例，使继任官宪可以轻松逾越传统，进而借助“以助饷需”名义顺理成章地征收甚至调增徽茶茶捐，这本系权宜之举却为徽茶课以厘金埋下伏笔。咸丰十年(1860)八月上旬，李元度“躁扰愎谏”，军事疏失，徽防糜烂。此后，因饷需匮乏，祁、休等地驻军虚懈，曾国藩对此“实深忧灼”，认为军营缺饷，可能致徽州防御土崩瓦解。鉴于“征商胜于征农”的现实，同治元年(1862)，曾氏奏设祁门茶引局，由姚体备署理，征收茶税。此后不久，徽茶税征收就经历几次权宜性调适，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对此记录：自兵燹后，创设厘局，征收茶税，一时未有定章。同治元年，两江总督曾国藩颁定新章，每茶一百二十斤为一引，每引缴正项银三钱，公费银三分，捐银八钱，厘银九钱五分，给发三联引票、捐票、厘票，准将捐项银两，照筹饷例，一律请奖，各属茶局派员，会同地方官办理。二年，每引加捐银四钱。五年，署两江总督李鸿章裁去引、捐、厘三票，改用落地税票，以归简便。每引仍共完银二两四钱八分，于内划出一两二钱，准作捐项请奖。为军事饷需所进行的茶税调适，曾氏不仅颁定徽茶新章、调增茶捐，还额外增抽茶厘。至此徽茶课、捐、厘等项合计较之道光年间引课已增至7倍有余。李鸿章督办伊始，为化繁为简，将之合并改征落地税，但额度丝毫未减。国际市场则呈另一番光景，以英国为例，茶叶进口税自1843年的2先令2又1/2便士每磅调减至1865年的每磅0先令6便士。然而，因兵燹袭扰，华茶采摘、焙制等信息输出与获取通道时有阻隔，致使洋商对未来华茶采购感到担忧，这种军兴之际的茶叶运销竞争，信息与价格形成倒挂，据此，马克思认定运销“竞争”转为“投机”。不过，军兴初期，茶叶“投机”运销并不顺利，与价格抬升相比，其采购流程则复杂很多。贸易量的显著提升，通常不仅需检视相关价格机制，流通环节通畅与否等诸多因素同样不可忽略。因此，洋商获利变得困难，为扭转不利局面，咸丰六年(1856)十月，英国诉诸武力(第二次鸦片战争)，并胁迫清政府，企图沿江溯流而上运销其工业品并借机收购内地土货。八年(1858)六月《天津条约》签订，该约第二十八款规定“英商已在内地买货，欲运赴口下载，或在口有洋货欲进售内地，倘愿一次纳税，免各口征收纷繁”，此即子口半税，税率定例值百抽银2两5钱。特殊的时代背景，造就由海关和地方分别把持对华洋各商执以不同税率的双轨税收体制，其负面影响迅即显露。首先，商品运输过程时常滋生洋商“连樯满载，卡闸悉予放行”，而华商则面对“候关卡之稽查，倒箧翻箱”的尴尬；其次，问题症结还在于双轨税制下所产生的税课相差悬殊。徽州属两江总督辖区，区内贸易管理模式、政策执行尚无大碍，不过徽茶外销运经两江总督辖区之外则呈现另一番情景。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颁定《徽宁池三府属洋庄茶引捐厘章程十条》，该章对徽茶外销运输经由路线和课征规定：如徽属出江西之茶，应由景(德)镇、饶州、吴城、湖口等卡经过，即不抽厘；宁池等属出长江之茶，应由华阳镇、安庆、大通、荻港等卡，即不抽厘，但验明厘票，查明箱数，一律放行。如箱数不符，照章加罚。该三处采办洋茶，如不在以上各卡之内，不得持此票为凭，应听各卡抽厘。据此可知，徽茶在缴纳相应费用后，可凭引经由两江辖区内指定线路运抵洋庄，若非经此等各卡，则由所属各卡官宪另行抽取捐、厘。换言之，徽茶运销非经指定路线，实际所缴纳捐、厘等费要比定例“二两四钱八分”高。据已公布的晚清徽茶捐照看，徽茶经由浙江杭州、宁波等地运抵沪上，在浙境内就需另外缴纳数额不等的厘、捐。1868年英驻沪领事麦华陀举隅徽州绿茶途经杭州所缴的捐厘总额大于经由宁波所需，结果徽州茶商绕道宁波以求“逃避或减轻”捐、厘。当然，即便途经捐厘较轻的九江和宁波，加以起运之际所缴纳的各自捐厘也已高达3.70两至3.87两每引不等，同期运销汉口的徽茶，各种成本兼捐、厘合计竟高达11.77两至19.77两每引不等。两相比对，在双轨税制下，华洋茶商实际缴纳的费用甚为悬殊，这为易引为票徽茶贩私奠定了经济基础并厘定了制度空间。此后，易引为票茶叶贩私越发严重，对此，热心商务的陈炽痛批：洋货入口，一税一半税之外一无稽阻。西商偶到，趋媚不遑，所以待外人者如彼其厚。土货则口口而查之，节节而税之，恶声厉色，百计留难，甚则加以鞭朴，所以待己民者如此其薄。黠商乃赁其牌号倚为护符，三联税单充斥内地，厘局无如何也。倚洋人则生，否则死；冒洋人则安，否则危。陈炽论述或有夸大嫌疑，不过，华商因无法享有“便宜税则”，甘冒风险宣称货物为“外商所有”或“英商雇伙”以避捐厘，确有发生，以致恪守规章的茶商因无法获利遂“依附洋人”。另外，部分洋商据此“极有价值的权利”而推波助澜，结果形成“中国奸商辄借此为护符，……外人益得居奇获利”的奇特外贸运输情境，乃至通商口岸洋行林立，然纯属洋行则“十中不过一二”。华洋茶商借票以避捐厘或居奇获利是双轨税制不公矛盾难以调和的结果。在此背景下，以洋庄销售为主的徽茶遭受波及不可避免，上文揭橥徽茶捐厘过重的现实，无疑将部分茶商推至易引为票的道路。在华洋勾结运销徽茶案例中，祁门茶号索捐案无疑最具代表性，该案的典型性在于本系地方茶商逃避捐厘运销案件，由于华洋勾结，最后竟将华洋商人、祁门县令、皖南道、两江总督、英驻九江领事乃至总理衙门牵扯一起，由普通地方事务逐渐升格为外事纠纷。案件自发生、处理至了结，期间围绕着捐厘索取，各方力量展开辩驳。程村碣又名双程村，位于祁门县平里镇，系水运码头，咸丰初年，该村系茶叶交易聚散地，徽州茶商察访情形并择机设立茶行。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前，该商利用新旧官宪权力交接间隙，私将采购茶叶运抵九江售卖以逃避捐厘。当最后一批约二十余引茶叶尚未启运，新任官宪史令赴任并对此展开调查。查办过程中，史令据章认定，祁门茶叶惯由商人采买运抵屯溪装箱成引并缴纳相应捐厘后运至沪上等地销售，而该号未获官方许可，擅改运销通道并逃避捐厘实属违章。据此，史令查封该号并责罚捐银5000两以充军饷。事发后，该商勾结英国宝顺洋行并通过英驻九江领事欲假借洋票索回捐银，使得该案处理显得一波三折。英国驻九江佛领事收悉宝顺洋行函请，即刻据子口半税至两江总督府企图索回责罚茶捐，无果后，该领事迅即将该案通过总领事递至总理衙门以示抗议。由于事发突然，总署对其中细节不甚明了，十月九日随将该案又转由两江总督曾国藩详细调查并处理，同时指出：遵照税则减半完厘，计算已有盈无绌，该县何得又平(凭)空勒索，妄加例外之捐，实属不晓事务，有碍通商章程，特照会，请烦查照，希即转移皖南道速饬该县，将讹索英商宝顺洋货银货克日发还，倘有疏虞，决不干休，毋任阻扰，致干和好。由咨文知，因牵涉外事，总署对此持谨慎态度，指责该县“妄加例外之捐”，实属“平(凭)空勒索”，有碍通商章程。曾氏收悉咨文，随转由姚体备处理。在调查并听取史令相关事件来龙去脉禀告后，姚氏函复曾氏认定该案系华洋“串同把持”，并强调宝顺行私与茶商勾结，未能谨守商约，责罚并无疏虞。针对祁门茶号索捐案暴露的问题，曾国藩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二十六日，他复函姚氏表示对其处理“极是”认可并建议“迅将此案讯结”；另一方面，他复咨总署申明宝顺洋行有违定章在前，史令的责罚处理合情、合理、合据；不仅如此，他还提醒总署严禁洋商至长江开埠口外私设茶栈，以断“串通把持”之道，以维捐厘之征，确保军需。因史料不详，其后续具体处理结果不得而知。但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十日，曾氏函复姚体备：“茶捐一案，本应彻底澄办，因该商借夷势以抗官，其情可恶，正案只得如此完结，已照详批准”。据字里行间透露的不悦心态，可以大致推测因华洋商人及驻九江领事纠缠，该案终未能如愿“讯结”。直至同治元年(1862)二月五日，总署只好以“祁门距长江口岸甚远，系属内地，并非外国商人应设行栈之处”为由照会英驻华公使转饬英商此后“勿为内地奸商所蔽”，终将此案了结。祁门茶号索捐案因多方势力介入，案件处理过程显得复杂，但就事件本身而言，仅系茶商借票避捐而已。其实，主政两江的曾氏，深意未必仅在责罚5000两捐银，而在严控其它茶商的不法效仿。他十分清楚，徽州茶捐是军需饷源的重要保障，假如处理不当，势必产生连锁反应；对于中央而言，部库支绌无法满足足额军饷，亦只好默认捐厘杂项的存在。既然茶捐厘税现时不能裁撤，又无法避免双轨税制所引发的茶叶贩私，曾氏只能制定新章予以逃避捐厘者“三倍议罚”，因此，类似祁门索捐案件的整治就显得举步维艰。新章勉力支撑不久，英商立德即私持洋票转售华商，针对这一“显系华商私买洋人单照，串通把持”事件，曾国藩明白要根除华洋勾结规避捐厘不太现实。因此，他只得饬令九江关“查明私买单照运毛茶之华商，严行惩办”；然而，时隔数日，又有徽州茶号发贩茶叶未完捐厘，但因牵扯利益甚广，最后仅仅饬令“缴税领单”而已。由于类似事件频发，曾国藩深感力不从心，同治元年(1862)五月二十三日，他致函姚体备表达己见：“昨定茶厘、茶捐新章，亦因奸商挟借洋势，百计绕越偷漏，吾既不能痛惩奸宄，故姑就彼听乐从者而立之制”。易引为票贩私因涉外事，给地方官宪茶叶缉私带来极大困阻，因此，直至清末它始终是两江总督整治的棘手难题。光绪二十七年(1901)一月，诏令各部大臣、地方督抚等举凡国故、吏治、科举、军政、民政及商贸裕课等各抒己见。次年，茶商借新政合词禀削茶捐厘税，在商务大臣盛宣怀请旨督办下，茶课正项稍有纾解。然而，向为外贸大宗的茶叶外销现状却与商贸裕课的目标显得格格不入。面对裁撤茶捐厘税的呼请，鉴于新政、洋款赔付、长江水师及各防营饷需等，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就皖南茶叶贩私问题，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力图予以整治。鉴于以往整治不力的现实，端氏首先函电湖广总督陈夔龙以期共享缉私经验并探究成因，一番精心准备后，计划由捐厘入手。其一，改徽州茶厘局为茶税局并将沿途厘局、厘卡一并更为税局、税卡。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他以“名实不副”为由，饬令皖南各府并电商浙江巡抚冯汝将军书旁午输捐抽厘的临时产物茶厘局和沿途厘、卡相继更换，以便解纾“误会”。其二，限制洋商运茶联单。为确保“榷政厘税”，是年三月底，上海关道借驻法大臣刘式训奏请内地江河华商船只禁挂洋旗以防贩私之机，就洋商执票随意赶赴内地购茶期望“有所禁阻”商于各国领事。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端方则是“禁阻”的实际执行者，为此，他紧握契机，严格稽查，期望对易引为票的贩私加以管控。其三，制订新章，改落地税为产地税，捐、厘分征。是年四月中旬，经调查，端方认为，近因物价腾踊，茶叶采摘工本加增，然茶价却不见其扬，曩昔皖南所征茶叶落地税实系就地所征出产税，统由园户缴纳，因负担过重，不免赔累，兼有洋商请单买茶，内地行户常借机影射趋避。据此，他奏请“将原征之茶捐银七钱二分照数划出，归运茶之商按引完纳，其余应征引课等项银一两五钱二分即定义曰产地税，仍归业户完纳，惟业户零星卖茶，势极散漫，应仍查照定章责成经手行号扣收照缴，必须俟完清产地税后方准发贩起运，俾免弊混”。折奏获许后，他据此拟定皖南茶税新章，新章重在落实将原由园户一并缴纳的落地税拟定为捐、厘分征，由运商和园户分别担负，若遇洋商自行赴皖南采买茶叶，园户务必先行缴清产地税后方可贩运。这种捐、厘分征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对原合并一起征收的落地税予以拆解，以纾解园户负担，进而减少华洋勾结影射偷漏的几率。从抽收引、捐、厘到征收落地税，再由落地税至捐、厘分征，其主要目的是减少课征过程的繁琐和分解税重负担，进而减少贩私。表面上看，端方的举措触及了茶商关心的捐、厘问题，然而，税重本质却丝毫未变，端氏仅仅是希望将“隐为抵制之方”定为“永远奉行之案”而已。随其调离及清政府的土崩瓦解，新章并未得以严格落实，整治仅昙花一现，无果而终。总之，易引为票徽茶贩私的出现，归根结底在于双轨税制的“不公”，伴随投机、商贸环境的恶化及市场的变动，在努力确保各种饷银、款需之际，园户、茶商的实际利益却被制度化地压缩了，这应该是晚清徽茶贩私问题出现的经济制度因素。
3困境扭结：捐厘呼裁背后的伪茶整治
保捐本为“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权宜之计，难以消除徽茶外销背后的现实困境。在历经数年辉煌后，19世纪80年代后，因内外困境相互扭结，徽茶外销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外部，国际市场徽茶价格不断跌落。自19世纪70年代，外销竞争“时代结束”，外商以市场、资本等为机抑勒茶价，1883年和1888年茶叶公所与茶叶同业公会相继推动华商拒售或暂停茶叶贸易，试图建立“合理、开放”的市场原则，但收效甚微。瑖瑡期间，徽茶外销同样由原每担60两-30两降至20两-10两不等，《申报》登载《华茶公所节略》称徽茶百斤售价三十余两仅“十居二三”，十余两至八九两竟“十居七八”。瑖瑣对此，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底，两江总督曾国荃奏陈：“光绪十一、十二两年亏本自三四成至五六成不等，已难支持。十三年亏折尤甚，统计亏银将及百万两。不独商贩受累，即皖南山户、园户亦因之交困”。曾氏所言非空穴来风，早在1886年，茶叶同业公会就已注意到徽茶外销“此四五年中，逐年减少”。瑖瑥梳理同期英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有关“茶叶贸易萧条”“出口量大幅下降”及“无利可图”等措辞时有出现。瑖瑦1881年许士报告列举近三年婺源、徽州高级茶价，总体趋势与曾氏所言吻合。瑖瑧因茶价下滑，徽茶外销遭遇有力挑战，如江明恒，字耀华，歙县南乡芳坑江氏茶商，因善攀附权贵，在贷款、信息等方面占据优势，获利不菲。不过，自光绪中叶起，因洋商勒价，江氏茶号渐由盛转衰，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亏折几有不可收拾之虞，江氏尚且如此，中小茶商经营更加惨淡。在内部，园户、茶行规模小，经营困难，在徽州表现尤为突出。时至近代，徽州茶商依然多循传统析产风俗，因析产，不少茶园进一步拆析分散。《徽州合同文书汇编》收录晚清合同，10份涉及茶园析产：
如表1所示，阄主10人，分析71片茶园，留于子嗣为业，另有小片因公用、建厕或母亲口食而处于共管。由于阄书多标明经界走向而并无实际丈量信息，因此，析产后茶园的实际面积无法确定，但10户阄主茶园析产71片则是事实。另据契约文书显示，经营者因“正用不足”而选择出卖、出租茶园、茶萪(出卖为主，约占90%左右)亦为数不少。刘伯山主编的《徽州文书》(1－6辑)，共辑录晚清相关契约文书133份，其出让金皆有明确记录：
4余论晚清徽茶外销“问题”的出现导源于国际市场的运销竞争、军兴环境及后来洋商勒价、规模狭小等因素，不过，这些还不足以构成“问题”出现的充足理由。其实，官方整治徽茶外销“问题”之际，并非完全不谙症结所在，却往往选择性地避谈茶捐厘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为获取军需，地方官宪开征茶捐厘税，加以子口半税的确立，“模糊”的双轨税制背后却是税率的极大反差，为徽茶易引为票贩私提供了经济制度导引，对此，地方官宪只能隐忍。战后，部库困窘，户部开源节流，企图背离原有体制实施免厘增课，却又制度性地触及茶商和地方官宪利益，终因龃龉，仓促收场。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呼裁捐厘和调查报告纷至沓来，地方官宪也并非不解现实，不过面对饷需急迫，或充耳不闻，或试图展开部分无关痛痒的努力以缓释日益式微的徽茶外销引发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但这种选择性背景下的努力只能隐盖危机表象而无法真正撬动问题的症结，因此，“问题”整治理论远大于现实。进一步看，为确保饷需、款项，两江地方官宪采取了各种权宜性策略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徽茶贩私和“着色”作伪。首先，就贩私整治而言，从曾国藩的“三倍议罚”章程到端方“捐厘分征”新章，体现了地方官宪体制内修修补补的不遗余力；其次，就作伪整治而言，程雨亭由“切断源头”到“源末并举”，是厘定于调查基础之上的相当“缜密”的计划方案。然而，事实上，无论是贩私整治抑或作伪整治皆无卓效，究其根源在于这些权宜性策略无一例外地仅仅是权责内的“调适”而未触碰“不公”的双轨税制和捐厘税重，而晚清徽茶“问题”的出现恰恰与其盘根错节。此外，近代中国徽茶外销逐渐由粤转沪，国际市场对中国茶叶需求变化，在价格波动上得以具体呈现。在有关明清时期长三角小农经济发展的论述中，黄宗智将中国小农与资本主义企业主视为同样的理性主体。他认为，小农同样会据市场刺激和机会并积极利用各种资源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传统小农经济发展缓慢并非来自小农缺乏进取心和努力，也不是缺少自由、竞争的市场，而是来自“过密化”投资边际收入的递减。尽管外来资本主义刺激加速商品化却没有给他们带来质的变化，而是进一步推进“过密化”发展进程。这是从“过密化”内卷型即没有发展的增长来看待中国明清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的延续。与之相应的是，徽州茶叶尽管已卷入世界市场，但因双轨税制的不公及不断波动且总体呈下降趋势的茶价，对于同样处于“过密型”的徽州牙贩、散商来说无疑具有莫大的挑战与冲击。在此背景下，徽州茶商经历了“逃避捐厘”“力保捐厘”到“呼裁捐厘”的变化，这看似相悖的经历恰恰是茶商适时调适的具体表现，与晚清茶捐厘税的征收始终相表里。
作者｜盛海生周晓光